25日晚之後,是否限牌已不再是疑問;限牌是如何泄密的才是疑問。如何泄密不是唯一的疑問;還應該追問:限牌的保密工作是如何做的?杭州市有關部門承諾,將追查限牌的消息是如何泄露的。追查,關乎政府公信力。
  對限牌泄密現象,杭州市公路交通局副局長陸獻德說,“不存在我們主動介入,這是有嚴密的組織紀律性的。”有嚴密的組織紀律性,為什麼還是泄密了呢?
  據報道,杭州市政府副秘書長朱雲夫說,杭州限牌的事情經過多次調研,歷時久、參與人員多,很可能是在這些中間環節信息被泄露。但是,調研人員不是決策人員,調研所獲得的信息也不是決策信息,而多家4S店發給客戶的信息是十分精準的:“零時即將限牌,欲購車請從速”。難道調研人員與決策人員沒有嚴格區分?而陸獻德說“限牌的事情之前只有絕少數人知道”;因此,限牌的保密範圍到底有多大,似乎也是一個疑問。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:多家4S店事先獲知的準確信息,是從同一個渠道獲得,還是不同的渠道?
  陸獻德說,“新聞通稿在發佈會當天泄露,可以理解。因為當天所有資料在多種會議上已經公開,要保證幾百個人同時保密,顯然比較困難。”知道的人多,泄密的可能性就大,這是一個方面;但是,保密難度大,事先有沒有相應的措施呢?
  高考涉及的部門和人員要多得多,保密工作難度自然也大得多,但是高考保密工作並沒有出現四面漏風那樣的狀態,這是因為有一套完整而嚴密的制度。當然,再嚴密的制度也會有鋌而走險者,但是,有了嚴密的制度,信息走漏會留下比較明顯的軌跡,追查泄密者相對容易,泄密的風險就大,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泄密者也是一個威懾。
  “近水樓臺先得月”,誰更靠近權力,誰就可能比別人先得到信息,這也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傳統,但這不是一個文明的傳統。很多時候,信息就是利益,信息資源分配的不公平直接導致利益分配不公平。高考和限牌,雖然是兩個領域里的事情,但是,對社會公平來說,對政府的公信力來說,其重要性沒有大小之別。
  (原標題:限牌:保密、泄密與公信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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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寶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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